在我插队的时候，陕北基本上是一个自给但不太足的农耕社会，所以种地打粮，就是关乎人性命的重中之重。尽管天旱少雨，土地贫瘠，受苦人还是在黄土地上拼尽了全力。他们的时间，几乎都用在伺候庄稼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用辛勤的汗水，换回微薄的收成。
但在高原上，还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没有土地，四
其实，正是有了这形形色色流浪的人，乡村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，受苦人再能干，也不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。按现在的话说，再原始的农耕社会，也需要服务产业的支持，尽管这产业是以个体分散的形式出现，手段同样原始，但却是不可或缺的。我觉得这些流浪的人就像蜘蛛，他们把这庞大而松散的社会用一条条无形的线给连接起来，在信息不畅、外来工业品极度匮乏的时代，保持了农村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均衡。
流浪的手艺人中，有木匠、石匠、泥瓦匠，有编筐的、轧花的、擀毡的，有赶牲灵的、劁猪的等等，五花八门，应对着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一般的木工活，比如安个镢把，修个板凳之类，受苦人自己就做了，可打了新窑洞要安门窗，就得请木匠。比如说开料，不是只有蛮力能够干成的，你首先得会计算，这个活需要几方木头，怎么开才合适，然后就得划线使大锯。别看动作简单，稍有不慎，那料就费了。人们用一个亦荤亦素的谜语来形容拉大锯的动作：“两人对面站，脱了衣裳干，为了一条线，累得直流汗。”民间的智慧，用在这方面总是显得神采飞扬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多少表示了对木匠的赞许。再结实的木料，在木匠手中，也如砍瓜切菜一般，他们无论是使斧、使锛、使刨、使凿，下手既准又狠，只见木屑飞舞，根根原木就变成了笔直光洁的构件。看他们干活，有一种类似欣赏艺术的享受，难怪总有些婆姨女子盯着他们。
陕北光景好的人家，住的是石窑，箍窑便是石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。我们村在塬上，盖不起石窑，到村里来的石匠，多半是錾磨的。庄户人打下粮食，要想吃到嘴里，必须碾成米或磨成面，所以石磨就是十分重要的生活用具，婆姨们有一半的时间是围着它转的。石磨用久了，里面的槽儿就磨平了，出面慢，这时婆姨就会让男人请个石匠来錾一錾。陕北有多少个村多少台磨，谁也数不清，可见石匠们的活计是不会缺的。
但不要以为石匠们能有多大收入，他们多数来自苦地方，錾一台磨收不到几个钱，有时就为了混几顿饱饭吃。我们队素不缺粮，老郭头请人錾磨，端上纯粮的饭食，无非玉米小米之类。那石匠竟没敢动筷子，惊诧道：你们就是这样糟蹋粮食！饭里没有掺上糠菜，便被认为是奢侈，由此可见石匠们的生活水平。
打土窑需要选地方，土质好还得向阳，在崖面上挖个窟窿进去，一丈来宽，深约三丈，晾些时日，就可以抹墙。泥分粗细，先抹粗泥，再上细泥。粗泥里掺的是麦草，细泥里和的是谷糠，这上细泥就是泥瓦匠的活儿。他们还负责垒灶、盘炕和打烟道。其他活儿常见不必细说，这打烟道却是一门绝技。平地上盖房垒个烟囱不算什么，可窑洞是打在土里边的。那烟道就得穿过土层，通到崖顶。我算相信了有“土行孙”这话，打烟道的人通常身形瘦小，先在窑壁上挖个洞，然后像个鼹鼠钻到里边，在全黑的状态下，用一把小镢向上挖。这烟道不能宽，还必须直，否则抽风就不利。没人见过他们在里边是怎样干的，我想那滋味一定不好受。打好了烟道，在灶坑点一把火，只见嗖嗖地往里抽，就知道活儿干成了。
婆姨们要碾米磨面，笸箩簸箕面箩是少不了的。这些东西精巧耐用，可也有坏的时候，所以在陕北，就有叫做“柳匠”的人出现，用当地产的乌柳条子给婆姨们编这些用具。在碾台磨盘前，家什的好坏不仅体现受苦人家的光景，也关乎婆姨的面子，你很难见到，一个麻利的婆姨，在用破簸箕簸谷。好的柳匠编成的簸箕，讲究弧度，深浅适中，用起来顺手，又紧密结实，敲起来像鼓。
陕北出羊毛，就有了擀毡匠。毡子铺在炕上，保暖隔潮，人们外出打工，也要背上一卷毡，不管睡在哪里，都会舒服一点。我们那儿的毡子，依羊毛的颜色分为黑白两种，我印象中，似乎白的更好一点。陕北人家再穷，炕上都会有一两块毡，否则那光景确实就“倒灶”了。擀毡的弹起羊毛来也是尘土飞扬，我看过一眼便捂着鼻子跑了，到底也没弄清楚人家是怎样把一堆乱羊毛收拾成一块毡的。
流浪的人里还有许多民间艺术家，比如吹鼓手，说书人，画庙的，画炕围子画箱子的。再穷苦的人，也需要精神生活。尽管这处于底层的文化，原始而简陋，却能直接给生活重压下的受苦人带来愉悦和抚慰，这也是并不富裕的乡民愿意分一杯羹给他们的原因。
吹鼓手在陕北人的生活中有着很特殊的地位，受苦人婚丧嫁娶的仪式中，若没有吹鼓手的出现，则是不可想象的。当一个平日里寂静的村庄突然响起唢呐声的时候，人们就知道，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。我奇怪的是，在几乎没有任何通讯手段的高原上，吹鼓手们是如何像蜜蜂嗅到了花香一样，准确地出现在那些办事的地方的。他们携带着长长短短的唢呐和锣鼓家什，使这些仪式具有了隆重的色彩。在这些场合，吹鼓手们都有固定的位置，这时他们是受到尊重的，主人再穷，也会为他们准备好烟酒。也许是经历的事情太多，人间的悲欢离合似乎已经不能打动他们的心，不论是喜筵上的酒酣耳热，还是丧事上的哭天抢地，都难让他们的表情发生变化。有人说听不出陕北喜调和丧调之间的区别，是因为没有进入到那个环境。我曾参加过村里的葬礼，唢呐吹出哽咽的哭腔，真能把人的心都搅碎了。
当年我们做过一件对不起吹鼓手的事。陕北每到麦收的时候，开镰的地头就会出现几个吹鼓手，也不用开场白，站在那儿就吹。一曲吹罢，老乡们就会送给他们一小捆麦子，他们挟着，又走向另一块麦田。听说一天下来，弄得好能挣到一升麦子。我们那时刚插队不久，还带着“文革”不讲理的习气，总觉得他们是不劳而获，所以当两个吹鼓手站在我们地头的时候，就被我们毫不客气地赶走了。看着他们悻悻离去的背影，老乡们半晌都没有说话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很后悔。陕北本来麦子就少，吹鼓手又不种地，靠着给人家助助兴，得点小麦，让老婆孩子能吃上顿面条，实属不易。再者说，受苦人开镰，有了鼓乐的伴奏，便增添了一种喜庆的气氛。古代收割时，恐怕就有这样的仪式。金黄的麦地，飞舞的镰刀，配上系着红绸的唢呐，本是一幅浪漫的画面，究其本意，应该是代表了种田人对赐予他们粮食的土地神灵的感谢，对来年丰收的企盼。老乡们并不在乎那一点麦子，正像我们过年时花钱放鞭炮一样，图的是个吉利，这原本挺好的事却被无知的我们给搅和了。
说书人似乎更受人尊敬，如果说吹鼓手还有点凑热闹的成分，那说书人就是地地道道的知识传播者。因为他们能把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个朝代原原本本地讲清楚，老乡们的历史知识，基本上来自说书人和戏词。我到今天还能记得，说书人即将到来而在村里引起的躁动。当说书人还在几里地外的村子摆开场子的时候，就有年轻人赶夜路跑去听，第二天红着眼睛在山里大谈故事，弄得没去的人心里都痒痒的。于是大家就开始张罗，有的贡献出自家的窑洞和场院，准备好茶水和灯油，有的挨户收钱，还有人专门到上一个村去迎接说书人。在我插队的三年中，这样的事也就经历了两次，可见请说书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说书人多半是盲人，有时由一个明眼的孩子带着，来到村里先歇息吃饭，说书要等掌灯时分才开始。因为受苦人再喜欢听书，也得等忙完了地里的活计才行。那是一个秋夜，月亮明晃晃地照着，平日里此时山村寂静一片，可这晚却熙熙攘攘。我也跑去凑热闹，只见窑洞里人挤得满满的，炕上一盏灯，照着一个枯瘦的老头。他手持一把三弦，手腕上和腿上还绑着木板，那是敲击节奏用的，只见老汉手拨琴弦，腿随着手臂一颠一颠的，叮叮咚咚的琴弦声和嗒嗒的木板声响成一片，竟把那小窑洞震得嗡嗡的。他开口唱道：
弹起我那三弦定起个音，
我说一段往事大家听。
却不说前朝往代事，
单说那唐朝手里事一宗……
老汉的声音并不洪亮，甚至有些干涩沙哑，到嘿嘿呀呀的低音时，就在喉咙深处滚着，我生怕他把痰也咳了出来，所以一直紧张地盯着他的嘴看，只见牙没剩了几颗，黄黄的好像包谷粒儿。那晚说的什么书我早就忘记了，也许是《说唐》或是什么《刘巧儿团圆》之类，我也听不大懂，但那种气氛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小窑洞里从没有聚集过那么多的人，也没见过这些庄稼汉如此专注的神情，他们随着说书人音调的高低，时而紧张，时而欢愉，在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捧腹大笑。那老汉不吸烟只喝茶，唱了几段，便有人送上一个很精致的小茶壶，老汉手捧着慢慢啜着，一脸的严肃，茶水到了嘴里，好像嚼了几下才往下咽。润了嗓子接着唱，声音却依旧沙哑。如果我能预见到日后从事文化工作的话，当会对这窑洞书场多加留意，因为这里包含了太多的信息，只可惜那时懵懂，听了一阵，困意上来，便跑回去睡觉，至今只留下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。
当然，流浪的人里为数众多的还是那些要饭的人。在北京时，我没怎么见过要饭的，即使碰上一两个，也是远远地避着，像看怪物似的，不知道该对他们做什么。等到了陕北，要饭的人见多了，我才明白，书本上的世界与实际的距离有多远。
黄土高原的许多地方，自然环境恶劣，灾害频繁，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人们为了活命，只得外出乞讨，久而久之，竟成了一种职业似的，虽然没听说有什么丐帮出现，但乞讨者和施舍者之间，好像早已形成了一种默契。陕北人厚道，他们不能容忍侵人财物的“贼娃子”和游手好闲的“二流子”，可对乞讨的人，却显得宽容和同情。我想他们的心理是，不是人家不努力，而是老天爷没给人家这碗饭吃。谁都有可能遇上灾祸，你帮了人家，到时候人家就会帮你。所以，一听见院子里狗叫，主人就会舀一勺米送出去，而乞讨者也不嫌多少，拿了就走，决不纠缠。
乞讨者以老汉和孩子居多，青壮年和女人很少见。若是女人乞讨，必是三两个人结伴而行。岁月风尘，使她们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失去了女性的容颜，和男人相比，神情更显得木讷和胆怯。她们通常不会走到窑洞前伸手要，而是挤在院门口，怯生生地等着主人把东西拿来。乞讨者的收获，有原粮也有熟食。我曾见他们在河边的太阳地里，把讨来的吃食晒了一滩，那大大小小的馍块，有白的、黄的、黑的。他们之间，有时还进行交换，恐怕得用几块黑馍才能换一块白馍。馍块晾干了，装进口袋，他们要负着走遥远的路，带回去给妻儿老小。这取自千百家的碎馍，在饥荒的时候，就是光景，就是生命。
有一个乞讨者令我印象深刻，当他领着一个眼盲的陕北老汉走进院子的时候，就以一副高傲的神情把我们给镇住了。这人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留着络腮胡，高鼻梁，深眼窝，面容冷峻，穿一身破旧的蓝布制服棉衣，戴一顶变了颜色的制服帽，脖子上竟然还围了一条黑白格的围巾。他丝毫不理会脚下狂吠的狗，仰着头冷冷地看着我们，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打发点吧！”我们听得出，那是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，却硬硬的不容商议。我们也像中了魔似的，听话地取来了一些小米。他接了粮，放进老汉的褡裢里，也不说一声谢，转身便离去了。
事后我们议论了很久，从他的样子看，肯定是个知识分子，可为什么和陕北老汉混在一起讨饭呢？有人说，他肯定在外边犯事了，躲到陕北来。还有人说，兴许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，以如此的方式混迹于底层，是想学青年毛泽东，搞社会调查。众人感叹了一番，心中竟然对他佩服起来。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，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奇怪的想法，可当时是“文革”时期，每个青年人心里都存着一份政治的狂热。
还有一次在县城的小饭馆里，我碰到一个讨饭的孩子，只有八九岁，虽然满身污垢，但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配着脸颊上的两团高原红，显得十分漂亮可爱。细一打听，才知这孩子来自遥远的吴堡。那地方离我们这里有几百里路远，在当时，就是坐长途车也要十几个小时。要饭的人是没有钱坐车的，他们只能一个村一个镇地走，白天沿街乞讨，被人家的狗追着撵，晚上就睡在废弃的土窑里，连铺盖都没有。我不知道这孩子是怎样经受了这一切。他说是跟着大人来的，可我只见他孤身游荡，并没有见到同伴。在他脸上，丝毫看不到换取怜悯的表情，还保持着天真无邪的笑容。他倒不认生，没过多久，就紧倚着我的腿，略带羞涩地回答着我们的问话。这很快博得了我和同伴的好感，给了他很多的吃食。我还和他约定，到清明节的时候，请他到村里去，我要给他蒸大白馒头吃。因为陕北的风俗，那时家家都要蒸馒头祭祖。我们村离县城有三十里路，在高高的塬上，我担心他迷路，而他却说，路不远，找得到。那天他果然来了，也如约吃上了大馒头。事情过去了很多年，可想起这孩子的笑容却总让我心酸。他那么小的年纪，就独自在讨生活了，为了一个馒头，能赶几十里的山路，生命力之顽强自不必说，但让个孩子颠沛流离，实在不是令社会夸耀的事。我总想，这样的日子，他是觉得无奈，还是觉得好玩？他的笑容能保持多久，岁月会把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若能俯瞰陕北高原，你会发现，一条条细如发丝的山路顽强地征服着每一座山头、每一条沟壑，那是人们用脚踩出来的。流浪的人们，沿着这样的路，走遍了陕北大地。对于我们这些固定在土地上的人来说，他们总是一个谜。也许有些人，我们在一生中只能见到他们一次，也不知道他们会走多久，漂泊在哪个陌生的地方。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生活，是情愿还是被迫的，流浪的人只要付出了辛苦，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。陕北婆姨的一小勺米，其实就代表了理解和尊重。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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